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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言传身教下的经学教育

来源:草根论文网 时间:2017-04-13 字体:[ ] 收藏 我要投稿 浏览:

     曹巫在《典论·自叙》中谈到父亲曹操对他的教育时说: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帷吾与哀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引文中的“上”字显指曹操。《典论》完成于曹巫当太子期间,当时曹操已是魏王;“袁伯业”则指袁绍之从兄袁遗,时人称其“有冠世之爵,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曹巫在此记述了自己从小及长的学习经历,“是以”二字表明,这一学习过程正是在父亲曹操的教导下进行的。这里先就引文内容指出相关者数点:首先,曹操本人极其好学。据《三国志》本传,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见他虽务军国大业,但不废读书之乐,同时还不忘要求和鼓励儿子勤奋读书。曹操一生四处征战,重视兵法和武策自在情理之中,然“夜则思经传”表明他对儒学典籍情有独钟,将其作为繁忙之余的常读之书。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和儒学在曹操心中实有极其重要地位。其次,曹操认为学习宜趁早,“长大而能勤学者”极少,只有他自己和袁遗二人。根据裴注《三国志》的相关记载,袁遗亦是汉末领兵讨伐董卓的群雄之一,约于初平三年(192)死于袁绍、袁术之间的战乱。而曹巫生于中平四年(187)的冬天,也即袁遗去世之时,曹巫年方五六岁。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当曹操在儿子面前“常言”“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之时,其中蕴含的意味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其示范效果应该是极其有效的。在父亲的殷切教育和亲自示范下,曹巫从《诗》《论》开始学起,随后逐渐“备历五经”并通读其他大量书籍。从引文可知,曹操对曹巫的教育异常重视,他举自己和袁遗为例,乃出于教育和鼓励曹巫努力读书的目的,至于“每每”“定省”“从容”“常言”等词,无不表现出他在儿子教育上的严格要求和良苦用心。而从学习的内容和过程来看,曹巫的童蒙读物和稍长时的受教内容都是儒学经典,在这之后他才阅览其他各种著述。这表明曹操对曹巫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儒学特征。

曹操的儒学式家庭教育对象当然并不限于曹巫,他对其他诸子也做同样的要求。如曹彰喜武厌文,曹操仍要求他“读书慕圣道”,曾经当场考察过他“读《诗》《书》的情况;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曹据“典籍日陈于前,勤诵不辍于侧”还有曹衷,“少好学……每兄弟游娱,衷独覃思经典”。这表明曹操整个家庭教育中的儒学特征是明显而浓厚的。

曹操这种重视经学教育的做法,应该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本人的儒学修养和儒学思想,二是两汉“崇经术”、重经学教育之时代风气的影响。《续汉书》曰:“初,魏武帝为诸生,未知名也,(桥)玄甚异之。万绳楠先生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这里“为诸生”即指“为太学生”,曹操少时曾入太学就学,故为诸生。诸生在太学接受的是经学教育,研读儒家经术典籍,陈寅格先生认为,在“东汉中晚之世”的“主要之士大夫”,“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因此其特征之一是“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曹操显然是符合这一特征的·

大概就是由于这次太学经历,曹操接受了“古学”。《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但由于受到其从妹夫宋奇的牵连而被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古学”一词在东汉实有专指,如《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曾上书汉灵帝,称其“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同书《郑兴传》说“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清人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第十五卷下“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神慎本从速受古学”一语时说:“古学者,《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及《仓领古文》《史槽大篆》之学也。”因此“古学”即是今人常说的“古文经学”。钱穆先生认为,在东汉时所谓“‘古学’者,乃指兼通数经大意,不守博士一家章句”;“此在当时,学尚兼通,即‘古学’也”。因此,曹操“能明古学”,或许表明他并非专学一家章句,很可能兼学《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等多部古文经学典籍。

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此恰与上引曹巫《典论·自叙》中“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一语相对应。至于“经传”,晋张华《博物志·文籍考》中的解释为:“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因此“经传”指儒家经典和解释经典的著作,由此可知在曹操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儒家典籍一直陪伴左右。另外,曹操曾说他自己“好学明经”,这些均可作为证据表明,儒家思想应该是曹操思想的主要倾向。

而曹巫在曹操的教育和影响下,“少诵《诗》《论》”,后来“备历五经”,史家也认为他“博贯古今经传”,这说明曹巫从小接受的是经学教育,但他也并不专学一经(或一家章句),而是“博贯”五经及“古今经传”,故其所学有明显的古学特征,这应该与其父曹操“能明古学”有关。因此当曹巫在黄初五年( 224)中说自己“被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时,他表达的并非不是实情·

再看第二个因素。清人皮锡瑞在论两汉经学时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在这种“崇经术”的背景下,汉自“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可见,经学、经术在国家从朝廷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上无异教,下无异学”一语,正表明经学在当时已完全渗透到国家政治、学术、教育等诸多方面。受此影响,两汉朝野上下研习经学的风气非常浓厚,所谓“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及“黄金满篙,不如教子一经”等说,正是对这种学习儒家经典之风气的形象描绘。由此经学便自然在国家各种教育机构和教育形式(官学、私学、私人家庭教育以及皇室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东汉后期的崔宴在《四民月令》中就记载有当时洛阳一带的乡村教育情况:9至14岁的幼童在小学学习《孝经》《论语》等,15岁以上的成童在农闲时进太学学习《五经》。条件较好的家族门第及士大夫阶层更加重视家庭经学教育。以东汉一朝为例,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马援的侄孙、马融之弟马续“一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两汉的皇室教育也不例外,由于太子的儒学教育极受重视,诸帝中研习经学者大有人在。如在西汉一朝,宣帝登基前曾“师受《诗》《论语》《孝经》成帝为太子时也“壮好经书。对此郭英德认为“(西汉)帝王所学,多为儒家经典,以《诗》《书》和《论语》为主”,“见于史载的,是《诗》《书》《论语》《春秋》《礼》和《孝经》”。 其实,东汉诸帝中也多有研习经学者,如明帝“治《尚书》,备师法,兼通四经”,章帝“既志于学,始治《尚书》,遂兼五经”。在这种教育传统和时代风气的笼罩下,曹操自然不能不受影响,他的家庭教育更不会例外。

由以上分析,再联系曹巫“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的学习经历,可知曹操的家庭教育正是对两汉经学教育传统的体现和延续。汉献帝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册封曹操为魏王,此时曹巫已年近30岁,4年后方登基为帝,但他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两汉多数帝王并无多大区别。关于帝王经学教育的内容,郭英德认为:“对帝王而言,道德伦理观念、行为规范、社会规范和从政经验及理念,是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重道德伦理,是指向善;重政治经验、历史经验的传授,指向理和智。此论颇为有理,但笔者尝试着对其进行如下提炼:所谓“道德伦理观念”指向的是德,“行为规范、社会规范”指向的是礼,“从政经验及理念”“历史经验”指向的是治国术,因此帝王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似可概括为德、礼和治国术。曹操对世子曹巫的儒学教育在内容上亦可作这样的理解。就以上分析而言,帝王的儒学教育明显呈现出重德行伦理、尚实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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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编辑 责任编辑: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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